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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管是死板不知变通的龙华民也好，还是圆滑世故善于投机的汤若望也好，甚至包括那些在原本历史上泯然众人的其他十个传教士也好，将来都会明白，崇祯皇帝的做法饱含着对他们的“恶意”。

        在对他们的宽容和恩赏的名义之下，包藏着一颗“祸心”，祸害他们的心，但是就算他们知道了，也无可奈何。

        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阳谋的意思是，你即便知道这是一个坑，你也得往里跳，你要不跳你就是对不起你的天主，对不起你的教会，甚至可以说，你就对不起你所说的信仰和良心。

        不过，即便是这样了，一些不明就里的翰林、御史和言官，还是跳出来一顿反对，反对这些教士深入内地传教，要求这些教士只能居留在通商口岸和京师附近，不准在大明境内穿州过府四处游荡传教。

        对于这些不明真相的朝廷官员的各种上书，崇祯皇帝也不想多说什么或者解释什么了，一笑了之，置之不理。

        当然了，崇祯皇帝虽然处心积虑地把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给弄到遍地回回木速蛮的甘肃宁夏去，但是他们传教士这段时间辛苦撰写或者翻译过来的著作，却依然受到了崇祯皇帝的高度重视。

        不仅立刻下令翰林院那些闲得蛋疼的翰林们进行抓紧抄写复制，分送南北两京的国子监，供南北两京的国子监生们学习研究，而且也同时命令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尽快将《坤舆格致》改名为《矿冶全书》，然后制版刻印，在大明境内公开出版发行。

        崇祯皇帝随后的这个做法，让徐光启以及以徐光启马首是瞻的西学派人物，比如如今的光禄寺卿李之藻、讲武堂炮科教习李天经、农事院副使王征，以及参与了《坤舆格致》（矿冶全书）翻译的光禄寺官员录事杨之华、黄宏宪，以及正在帮着修订《大统历》，编撰《崇祯历书》的明末西学派的科学家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些人多数都是因为利玛窦的关系，而皈依了天主教，利玛窦死了以后，也还是与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走得非常近，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

        包括这时身在遵化白冶城，一边监督着白冶城附近各个官办工矿厂运转，一边已经开始构思撰写《天工开物》这部旷世名作的宋应星，听说了从京师陆续传来关于朝廷“驱逐”传教士的各种传言之后，心里也悬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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