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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则大为不同，崇祯二年元旦的开海诏书，在漳州月港开放的基础之上，一口气又开放了五个适宜海贸的港口，也就是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南直隶松江府的上海，以及北部沿海的登州。

        这个时候的上海，当然还是南直隶松江府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完全没有后世魔都的一丁点儿样子。

        但是包括上海县在内的这几个沿海城镇，却一个个都是天然的对外贸易港口，因为之前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偶尔会有的官方海外贸易之外，民间的海外贸易，完全处于压抑状态。

        不过，这种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民间商业贸易，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压抑不住了，就像春天来了，野草争着抢着要发芽一样，眼看着就要喷薄而出了。

        因为受到所谓隆万开海的政策影响在内，当时整个东南沿海商业贸易已经非常普及了，民间商业氛围很浓，各种生意人很多，商人地位提高，整个社会就是一种笑贫不笑娼的状态，人人都在追求发家致富。

        在这种状态下，大明朝廷如果还是不开放港口，将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从地下转为地上，将他们规范起来的话，那么大量的关税收入将会白白地流失掉。

        所以开放沿海港口，规范民间海贸，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无论如何也要采取的大政方针，谁反对也没有，而且谁反对，谁就得从朝臣或者地方官的位置上滚蛋。

        不过尽管如此，在内阁诸臣的坚持和劝说之下，为了稳妥起见，崇祯二年的这一道开海诏书，还是只开放了五个通商海港。

        对内阁诸臣来说，开海通商有利有弊，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现在还不好说。

        而对于崇祯皇帝来说，也并不清楚东南沿海民间走私的海外贸易规模，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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