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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反市场现象是出在茶叶的运输环节。
这时代中国的茶叶,主要产地在福健,不管是山西晋商通过恰克图贸易卖给俄国人的茶叶,还是广东十三行通过一口通商卖给英国人的茶叶,大多数都是在福健武夷山生产的。
以武夷山一个产茶区崇安县举例,该县每年茶季来临,树上的叶子被采摘下来,运送到县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门别类,烘培、调和并包装以后,从星村和赤石出发,水路跋涉,绕道行走,先是装在木筏上,每个筏子上装12箱,运至崇安县城,然后再由苦力们背着攀越武夷山抵达江西铅山。这一路上,山道宽约六尺,路面是小方块的花岗岩铺就。苦力们每次担着一两箱茶叶,需要八天才能送达目的地。从铅山出发的小船,要装22箱,运至河口,然后换作载重200箱的船只顺江而下,出鄱阳湖,溯赣江,经过十八滩而抵达赣州。至赣州再以载重60箱的船运至南安。然后苦力们扛着茶箱穿过梅岭,在南雄装船到韶州,再换载重量为500-600箱的大船,顺北江南下,经过珠江到达广州。星村至广州,这趟茶叶线路长达2885里,费时50天至60天。
这条贸易线路的反市场情况,跟中国官府的漕粮不走海运走陆运一样,让人不解。
要知道福健可是靠海的,而且福健多雨,武夷山又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大山脉,福健的河流多从武夷山发源,这就意味着,在福健不难找到一些通往武夷山的水道。
可清朝的商人偏偏放着从武夷山顺流而下的便捷,反而千里迢迢先从福健翻越武夷山到达山西,接着水陆并进多次更换船只,最后翻越梅岭进入广东,又换水路送到广州贸易,他们不嫌累,也不嫌烦吗?
原因很简单,政府不允许茶叶走水道,道理就跟漕粮走运河不走海陆一样,不安全,越是农业文明的政府就越是在乎安全感,因为农业生产所求的就是风调雨顺。于是他们不能接受大海上的风险,风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则是担心海上的敌对势力,担心海寇的威胁,福健历史上恰好就是倭寇侵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以明朝政府宁可付出沉重的财政负担,也要用低效率的运河来运粮食,宁可走千里迢迢的陆路运输茶叶,不不走便捷高效的水路。
晋商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也是这个道理,从福健出发翻越武夷山,穿越江西抵达湖北的汉口,在继续北上经过河南、山西,北上到蒙古,最后抵达恰克图。如果换成从福健沿海走海运到天津,然后去恰克图,不管是时间还是成本都会大大的节省。
历史上英国人逼迫清政府开放了福州贸易之后,福州茶道打开之后短短几年,就超越了广州。俄国人则利用汉口长江水道的便利,通过长江和海洋联运到天津北上恰克图,短短几年就打垮了晋商垄断了几百年的茶叶贸易。
反市场的经营,一旦遇到市场化的竞争,往往只有破产一条路可选。不管是十三行还是晋商都过于依赖从政府获得特权来提高竞争力,而不是通过技术提升竞争力,结果在面对连清政府都管不了的洋人竞争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失败了。
虽然广州充满着大量反市场现象,周琅现在恰好有一种抗衡官府的力量,如果他在十三行面前做野蛮人,估计十三行损失会很大。但让中国的资本力量受损,那不是周琅要干的事情。
周琅的目的是跟洋人竞争,尤其是潜在的最大威胁英国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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