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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大明朝仍有一些朝野清流人士，不断上书指摘朝政得失，批评皇帝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离谱，但是崇祯皇帝在西北、漠南、朝鲜以及辽南等地的胜利，却让更多的人闭上了嘴巴。

        即位以来财政上的逐渐宽裕，以及罕见的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崇祯皇帝的声望，在各种批评与指摘之中一路攀升。

        到了崇祯四年的五月，已经没有哪个大臣敢于借口“邦无道则隐”请辞了。

        谁要是这么做，他恐怕也就永远没有了起复和回归的机会了。

        若是仍以孝道作为逃避到西北边地任职的借口，那么面对着如今这位越来越强势的皇帝，以及渐渐被皇帝控制的都察院，渐渐被当朝首辅控制的六科廊，他们今后恐怕也没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就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风向性的崇祯四年新科进士分配方案，没怎么经过朝野之间的充分讨论，就在五月初一上午的紫禁城建极殿大朝会上顺利通过了。

        那些身在京师位居中枢的前东林党同路人们，也都因为早看透了当今皇帝的心思，所以都忍住没有说话。

        最典型的人物，除了黄宗羲的恩师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以外，还有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标，甚至也包括亲自执行了崇祯皇帝的策略、审定了分配名单的吏部尚书成基命。

        这些人当年在东林党占据了大义名分的时候，都属于东林党人的同路人。

        然而同路人终究只是同路人而已，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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