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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的郑三俊，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以及浙江新任布政使惠世扬等人。

        这几个人的意见，清一色全是反对开海的立场。

        其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在历史上曾经当过浙江巡抚，对闽浙沿海的情况还算是有所了解，但他却依然反对开海。

        除了说海禁是皇明祖训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闽浙沿海本来就是海盗猖獗之地，从嘉靖时期开始，沿海商民有很多都是海盗的同伙，在岸是商人，下海即海盗，还说倭寇之乱主要就是沿海商民充作内奸招引上岸的。

        所以，张延登的观点就是，不仅不能开海，还要在闽浙粤沿海整饬军备，继续厉行海禁，认为一旦开放商民出海，那么无异于以商养寇、以财资敌，会壮大了那些本来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的海寇势力。

        不得不说，张延登的说法，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也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是知道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闭关锁国短期内或许会四海升平，社会稳定，但百余年后，就会被外面的世界边缘化，被现代世界远远地抛在身后，因此绝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担心生乱子就关起门来自己过。

        而与张延登提出的反对理由相比，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的郑三俊提出的反对理由，就相对客观得多了。

        南京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是万历二十八年的进士出身，在原本的历史上，再过两年，他就会被崇祯皇帝招进北京，先做北京朝廷的户部尚书，然后又做吏部尚书。

        总的来说，这个人也算是明末历史上的一位很有声望的名臣了。

        若论人品官德、学问修养，这个郑三俊的确是很厉害，值得崇祯皇帝重用，但可惜的是他也有其他东林党人的那些臭毛病，到了北京当户部尚书之后，除了一再向崇祯皇帝建议给东南数省减税减赋、减轻钱粮负担之外，没有能够提出一点开拓财源的管用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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