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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财政窘迫，而浙江更是朝廷的钱粮重地，所以容不得半点不稳。

        对于陕北的变乱，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心里有数，但是对浙江这件事民变，他却是有点意料之外了。

        好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不是历史上那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朱由检了，看着有些急切的大臣，自己的心中反而并不慌张。

        初步巩固了辽东之后，如今又巩固了京畿，只要这两处不出危险，自己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浙江虽然是朝臣眼中的天下财赋重地，但是如今的崇祯皇帝可不像历史上那样穷得需要向朝臣和勋贵募捐。

        年初大杀阉党、整顿盐务、厉行开中法，皇帝本人的手头自然是十分宽裕，即便是朝廷的财政也已经大为好转。而刚刚开始的这一波对于京师勋贵世家的抄家流放，再一次让皇帝本人发了一笔大财，同时也朝廷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大为改善。

        也正是因为整治京师勋贵，带来了朝廷财政上的进一步改善，所以内阁几位阁臣，以及六部堂官以下的许多有识之士，没有加入到批评皇帝和军机处的浪潮中去。

        也是因为这一波查抄二十余家公侯伯府得到的金银财富，足以抵得上浙江一省之前二十年解送朝廷的税赋钱粮还有富余，所以了解真实内情的崇祯皇帝即使有点意外，但也依然并不着急。

        就在连续收到两份加急军报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召集在京的首辅李国鐠和阁臣徐光启，以及从通州和遵化急忙赶回京师的军机大臣孙承宗、李邦华，到文华殿议事。

        由于范景文经闽浙总督府转送的紧急军报，只是仓促上报嘉兴府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基本判断，所以内阁和军机处诸位大臣在详细情况还不明朗的情况之下，除了朝廷派人前去了解情况，以及预先考虑调兵遣将、围堵镇压以外，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

        又过了三天，又有两份紧急军报送达京师，一份是延绥巡抚孙传庭与陕西三边总督袁崇焕联署的，一份是浙江巡抚范景文与闽浙总督温体仁联署的。

        这一次的军报就要详细全面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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