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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浩看来，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坏风气。

        文化要服务于大众，要顺应社会现状，要能够与民同乐，要能够体现广大民众的精神思想，标新立异自我拔高，脱离群众自以为是，这是病，得治。

        本世界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改造，结果一旦政策宽松，立马故态复萌。

        乙位面的政权更替太过温和，压在人民头上的满清统治阶层被一扫而空，即使杨浩抓住时机上来就定下来新文化基调，却依然挡不住积累千年的腐朽思想卷土重来。

        好在杨浩始终没有把宣传口放开，也一直掌握军权威慑，更是从一开始定下了官僚机构的升迁考核制度，不让他们有空子可钻。而今的政府议会当中，也是商人和工人代表占据绝对比例，没给文人留下太多的机会。

        政府高层里，也就是严复、谭嗣同等少少几个文人魁首，作为表率存在。但自此而下的各党主要成员，议员之类的，绝少单纯的文人。即便是严复，那也是北洋海军职业出身。谭嗣同，妥妥儿的维新运动领袖。古板守旧的老先生，一个都没有。

        对比一下本世界那些经过民国时期放任横行的文人嘴脸，再到后来超过七成耍笔杆子出身的官员，杨浩很庆幸自己一上来走对了路。若不是控制的够及时、够严格，只怕此时的新中华已经变成了北宋政府的翻版。

        一晃将近十年过去了，再次见到这些老朋友，冷眼旁观他们的表现。杨浩发现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起码。在对外战略决策方面，整个与会人员当中，没有跳出来一个要求中华上国对外国友人宽容为怀的奇葩。

        或者说，可能曾经有过那样的神经病，早早被这里的杨鼎世大元首给清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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