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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在政治与外交上的利弊得失，是非常值得后代人深思的。

        乙位面的二十世纪初，新朝建立没多久，本土新老政治力量还不够成熟。对内的统治理顺他们有着数千年经验可以学习，那是得心应手绰绰有余。但如何搞外交，却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学习。

        问题是，李中堂的时代，是大清国被人欺凌拿捏各种折腾的苦逼阶段。那种情况下的外交，不过是对于妥协力度大小和付出代价多少的选择而已。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平等，也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成就。

        如今国力改变，格局完全不同。中国的外交家们自然不需要继续装孙子低声下气的。

        但列强各国，或者说以英国为首的所谓才成熟外交力量，也还停留在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对弱国的讹诈勒索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和平友好概念。以至于。杨浩主导的中朝提携，中国---吕宋关系等等，都成了开创性的全新外交形式。

        与时下流行的各国之间搞军事同盟那么单一的形态，无疑非常先进，也格外的另类。

        更进一步的，来自于本世界后冷战时代的新兴外交方式，在这时代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杨浩希望这一代的年轻外交家们，能够提前了解并掌握那种方式，从而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奠定良好长久的基础。

        其中用心之良苦，实在一言难尽。

        年轻外交家们可算是有事儿干了。他们以学生完成作业的态度埋头苦读。查阅车上装载的小型图书馆的资料，巨量来自本世界的研究论文作为参考，疯狂吸取各种闻所未闻的知识营养。

        杨浩却是真正清闲下来，真正是以游山玩水的轻松心态，随着专列慢吞吞的驰骋在西伯利亚一路向西，越过乌拉尔边界，通行世界第一大地皮国家的广袤河山。

        正如他所预料的，沙俄并没有因为远东的冲突而对使节团专列下绊子耍阴招。一路行来，完全按照两国邦交正常状态应有的样子，以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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