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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等情形下，又哪里来的钢铁消费呢？

        杨浩是在了解了现状之后，制定了推动消费的联动政策。通过土改解放人口的同时，把一切工种全部纳入岗位工资管理体系，哪怕是农民工出夫帮着修路挖沟，也得给工钱。农村广大新建合作社，也要采取计公分定工钱的方式，硬生生把农业生产都变成了工业化分工协作体系。

        这么一整是彻底断了地主的根，能在土改中侥幸过关的“好地主”，都要面临不花钱就没法雇佣人来给他种地，不加入合作社的话就得不到化肥农药良种和灌溉，导致那亩产区区七八十斤粮食都不够工钱的惨淡地步。

        大量的农民和小市民随着强推工业化，变成领工资的工人。但这时代的人太穷了，他们把发到手的每一分钱，首先都要用来解决吃穿住等基本条件。即便是每个工厂机构都给他们准备了包括裤衩袜子手套在内的起码两套工装，学生上学没学费还有校服发，看病吃药都是良心价，可毕竟没法儿帮他们连房子都解决了。

        即便是施行土改最早的山东，许许多多的工厂矿山港口码头都建立了。绝大多数人依然远远谈不上有余钱。强力推行的纸币也都被他们存进银行。离着形成市场体系遥遥无期。

        杨浩不是没想办法推动消费。打着移风易俗的幌子。借助下乡宣传队之口，将“三转一响”作为结婚彩礼的样板。如此一来，家家户户朝着购买一套自行车、钢制机械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努力。

        可这四样东西再怎么打折，都得需要起码两百块才能置办的起来。以这年头平均五块钱（折合大洋）的月基本收入，双职工都得存两三年才够！

        而这已经是杨浩推行工业产品的底线了，再低那都没法儿研究。

        如今绝大多数的工业用钢铁，都还是来自杨浩的时空倒卖，无形中又进一步的挤兑了乙位面的市场。当然如果华蘅芳他们能把所有钢厂生产质量有保障了。能够用来制造锅炉蒸汽机钢轨船舶拖拉机，不需要他再当二道贩子，那还真能够解决产能问题。

        偏偏要达到那程度，再来个三五年都不敢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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