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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楚军虽然打跑了鞑子,却要从我的腰包里拿钱发军饷,这个肉疼才是实实在在的。
在明朝中后期,为了商税和矿税的利益,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绅和皇帝斗得不可开交,双方你来我往,各种招数几乎都使遍了,万历皇帝顶住压力派出大批矿监和税监,给国库里扒拉了不少银子,才能有万历三大征的辉煌,却被东林党骂的狗血喷头,矿监和税监都被描述成贪婪无厌的吸血鬼,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崇祯皇帝上台后,非常大方的放弃了这块收入,国家很快就穷得光屁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短短十几年就成了亡国之君。
如今汪克凡又对着商税和矿税下手,江南士绅当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着反对,只是心中暗怀不满。
经过满清的一场蹂躏,江南三省的地主和商贾遭到了严重打击,物是人非之下,早就没了当年的锐气和底蕴,汪克凡虽然不像满清那样直接烧杀抢掠,但谁敢冒头就扣上一顶“汉奸”的大帽子,没人能受得了。江南被满清占领了三年,有些身家地位的士绅商贾多多少少都和清廷官府有过合作,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楚军拿着明晃晃的刀子,眼睛一直在大家的屁股上扫来扫去,大家只好闭上嘴巴,乖乖的送上银子。
对于田赋这一块,汪克凡相对比较收敛,没有加征。
商税和矿税影响面较小,大富商的利益损失最大,田赋却影响到方方面面。这个年代的中国,主体结构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田赋一旦征收过重,除了中小地主之外,自耕农和佃户这些普通的农民也会受到伤害,汪克凡征收的田赋越多,地主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的负担就越重,搞不好会闹出乱子……但是话说回来了,田赋和人头税是财政收入的大头,汪克凡不可能大方的免收赋税,他仿照满清的比例稍微降低两成,从隆武五年的秋赋开始征收,很快又把年末人头税的指标下到各个州府,在新年前一定要足额入库。
征收赋税历来都是发财的机会,各级官吏中,有些人趁机加大征收比例,或者有意瞒报漏报,中饱私囊,汪克凡把这件事交给了刚刚成立的监察局,雷厉风行的办了一批案子,从严从重处理,压下了这股妖风……在这个过程中,一批隆武朝廷任命的“京官”落马,“楚选官”填补了他们的位置,楚勋集团对江南三省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但是汪克凡知道,江南三省现在这种“混搭”的政治格局天生有缺陷,只靠运动式的整风,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贪污**。想要彻底消化这块地盘,还有很长的一块过程。
在这场清查吏治的运动中。江南本地降官大多平安过关,他们在满清治下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刚刚归顺大明,也都比较小心,违法乱纪的官员并不多,见到汪克凡突然使出雷霆手段,一个个都暗叫侥幸。
总而言之,经过三个月的磨合期,江南三省的士绅百姓对汪克凡的支持度明显下了一个台阶,但只是有所不满。还没到爆发矛盾冲突的程度,听说田见秀攻占合肥后又主动弃守,北伐第一军伤亡近半,有些头脸的士绅官员纷纷对楚军表示真诚的慰问,各种惋惜和感慨,各种感动和表态,等到转身回家后,其中一多半却是心中窃喜,甚至弹冠相庆。
“汪克凡终归是个武夫。虽然猖狂一时,还是输给六修先生一招。”万元吉匆匆赶到郭维经的住处,非常兴奋的直接闯进书房,再也顾不上封疆大吏的沉稳气度。喜道:“汪克凡虽然总揽江南三省的军政大权,但北伐这副重担,终归还是落在他的肩膀上。哈哈哈。楚军只派一支偏师北伐,一仗打下来就折损了六千余人。再这么来上几次,楚勋就不足为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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